虽然是“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”，但离开教师队伍在商海里挣扎中已经有10个年头的，对于很多的关于党的文献、书籍等等已经是很淡漠了。每每在电视机前、报纸旁边，关心的国家和国际大事，目的也不外乎是想捕捉一下政治气息，以便有利于自己对经济环境的判断。一挚友约请参加“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”的征文活动，再三推委未果后，不免怅然。因为在自己交际圈子里面，是党员的，交往不够深密，加上对于党员的标准也是概念极其模糊。头脑搜索中，定格在母亲身上。
晚上回到母亲家，孩子在灯下苦读，于是来到父母的房间问候一下。因为孩子是毕业班，所以父母关闭了客厅的电视，躲在卧室里面看19英寸的电视。和父母搭讪着关于党员的话题，母亲说：“别管你是不是党员，做你本分的事，规规矩矩做人是关键。别让人家戳脊梁骨就成。”
父亲是个老党员，党龄已经有50年，母亲也算是老党员了，记忆中母亲入党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初，当时我正在读初二。母亲入党时所有的表单和申请书都是我一笔一画帮助抄写的。母亲家的出身是富农，所以入党时间较父亲晚了很多年。母亲娘家祖祖辈辈是开私塾的，因为年景动荡，母亲没有系统地读书，就开始了帮助文弱的姥姥和姥爷打理家务了。但在她那年龄和处境的人群中，还算是很识文断字的。
母亲在一家印刷厂上班，退休前是车间主任。母亲自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开始，所有的思想汇报和总结都是母亲自己写好草稿，由我一笔一画地抄写工整后上交的。有时自己贪玩在极其不情愿的情况下会嘟囔几句牢骚话：“您这样，入党有啥意思呀！”多数的时候母亲不予理睬，转身去做自己的家务。
平平淡淡中，母亲的黑黑的，浓密的头发变成了银白色。自己成家后也离开了父母单独生活，但思想汇报和总结还都是由我来抄写，只是变成每次都是母亲陈述，我来执笔。再到后来，孩子也能写一手说得过去的钢笔字了，于是孩子继承了我的工作。
平平淡淡的母亲，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上班的时候，每天下班后就操持着全家人的饭菜和家务，尤其是后来祖母病重的三年，母亲默默劳作直到祖母安祥地离开了我们。
我们姐弟相继成家，母亲退休后又担负着照看我们的孩子的事情。姑妈来看望父母，劝慰母亲：“辛苦一辈子了，别管这么多了，和我哥没事的时候到处走走玩玩。”每次母亲总是轻声地答到：“孩子太小，去保育院不放心，再说现在年轻人和咱们那时候不一样，担子比咱们可重多了！帮他们一下，他们也就少些负担。”
天津城市改造，父母居住的房屋规划成绿地，父母在城区边缘买了套商品房，但是小区管理不尽人意，而且父母的组织关系依然保留在原居住地。于是每次参加学习和活动，父母亲就轮流蹬着一辆小三轮车，单程40分钟去参加活动。多年以来母亲几乎是风雨无阻，除生病住院外几乎没有缺席过。记得张北地震，全国都在募捐，母亲瘦弱的身子在寒冷的北风下蹬着小小的三轮车，准时把募捐的衣物和被褥送到了街道办事处。
对此我们子女都很不理解。小妹是快言快语的人，多次阻止父母前去参加活动，均未能奏效。气得小妹大声嚷嚷：“都70多岁的人了，不参加活动人家也不会计较的，你们这样我们怎能放心呀！”
母亲依然轻声地回答：“既然入了党，就得守规矩。现在老了，大事做不了了，守规矩还是要做好的！”
母亲，一位最基层的、最普通的、没有任何职务的党员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惊人之举有的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党心。
至此，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似乎有了衡量的尺度，在自己没有能力为社会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守住规矩就是百姓学习的榜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