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颂的演讲稿

时间:2018-02-08 05:59:13来源:<推荐访问:爱国演讲稿

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“根本解决”的途径才能实现,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。在那场着名的关于“问题与主义”的论争中,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,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,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,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。

第一,李大钊明确提出“主义”与“问题”有不能分离的关系,强调了“主义”所具有的“工具”性质,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。李大钊认为“主义”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,“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,拿来作工具,用以为实际的运动,他会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”。李大钊坚信,“主义”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,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。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,任何理论都具有“工具”性质,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,实现社会的改造。因此,他认为:“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,用他作材料、作工具,以为实际的运动;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,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、作工具,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”。在这里,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,因此,只有将“主义”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。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,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一个提案中,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。他表示: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,我们全体动员了。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,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,我们要加入前线,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”。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,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。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,即不把它当作教条,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,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第二,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。他指出,社会主义者“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”,寻找到把“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”。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,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,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、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。他认为,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“置吾国情于不顾”的。这里的“国情”既包括“近今之国情”,也包括“往昔之国情”,而且“近今之国情,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”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,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。他指出,马克思主义“是一个时代的产物”,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,“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”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,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“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”。李大钊认为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,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。他指出:“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,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。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,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,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”。1923年10月,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:“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,不管外国怎样宣传,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”。